1957年夏天，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里灯火通明。那天晚上原本只是一次文艺演出，却因为一个人的到来，多了一段颇具意味的插曲。
陈赓端着步子走进来，身后跟着一位头发已经斑白的中年人。这个人穿着中山装，神情略显拘谨，在场许多干部都只觉得眼熟，却叫不出名字。轮到陈赓向毛主席介绍客人时，他刚开口：“主席，这位是我的好兄弟唐生明……”话还没说完，就被毛主席接了过去：
“你不用介绍，你知道他是我什么人吗？”
毛主席一边说，一边站起身，伸手紧紧握住唐生明的手，目光里带着几分打量，又带着几分旧相识的亲切。在场的人这才意识到，这位来头不小的“国军中将”，和眼前这几位领导人之间，其实早有一段说不完的旧情。
有意思的是，这段旧情，并不是从战场上开始，而是从讲台边、一张小木床上说起的。
一、 从一张床铺，到“秋收起义”的枪
如果把时间往前拨回到1920年，地点换到湖南长沙，场景就突然变得简单朴素起来：湖南第一师范附小的一间宿舍，两张并在一起的小木床，两个年纪差着十二岁的青年躺在上面，有时谈书本，有时聊天下大事。
年纪大的那个，就是时年27岁的毛泽东，那时刚受聘担任一师附小主事；小的那个，才15岁，性子豪放、极不安分，叫唐生明。
唐生明出身湖南望族，家中长兄唐生智，后来做到国民党陆军上将。少年唐生明不似一般书生，常拿塾师开玩笑，又喜欢往军营里钻。到了附小，遇上毛泽东这样一位颇有理想的老师，两人意外地投缘。
毛泽东欣赏这个少年人悟性高、胆子大，还时常把一些新思潮、新主张，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跟他说。两人同榻而眠一年多，有时聊得兴起，窗外都泛起了鱼肚白才肯罢休。
唐生明本就不安分，兄长唐生智对他颇为头疼。从一师毕业后，唐生明被送进湖南讲武堂，严加管束。两兄弟同睡一室，目的是防止这个小弟晚上再出去“花天酒地”。结果唐生明又想出办法，等兄长熟睡后，从床底一钻，照样出去逍遥。唐生智知道后勃然大怒，唐生明只冷冷回一句：“我不是照样在讲武堂读书么？”
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，看上去似乎难成大器，偏偏会在之后的风云变幻中，派上大用场。
1924年，孙中山在广州筹办黄埔军校，唐生智考虑到自己的政治前途，也希望紧跟孙中山与南方势力，便把唐生明送到黄埔读书。蒋介石得知唐生智的弟弟前来，特意安排他编入第四期学员，让当时还只是连长的陈赓负责带兵。
唐生明到了黄埔，也不改本色。一次，他在校园里看到一艘汽船，兴起之下竟拉上几名同学，直接开出兜风。此举严重触犯纪律，蒋介石大怒，把陈赓叫来一顿痛骂，追问“哪一个这么无法无天”。
陈赓只说：“是新来的唐生明，是我管教不严。”蒋介石刚一听“唐生明”三字，脸色立刻缓下来，竟改口说：“他要再开船，你就陪着，注意安全就行。”
这一来，唐生明心里多少有些过意不去。之后再玩船，都会把陈赓拉上一起，也就在这种看似玩笑的来往里，两人结下了不一般的交情。
黄埔期间，唐生明发现，无论走到哪里，总有人在远处冷眼盯着，他心里很清楚，那是蒋介石安排的眼线。被监视的感觉，让他对蒋介石生出疏离感，反倒和陈赓等中共党员越走越近。随着接触增多，他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，又与陈赓结为异姓兄弟。
不久北伐开始，陈赓被派往苏联学习。临行时，两人在码头相拥而别。等陈赓从苏联回来，已经是1927年。此时北伐局势剧变，蒋介石在上海“清党”，白色恐怖笼罩大江南北。
唐生明已被调往武汉，出任唐生智部下警卫团团长。他抓住机会，极力推荐陈赓出任第八军总部特务营营长，让这位老兄弟掌握了相对稳定的武装力量。
1927年春夏之交，形势愈发紧张。蒋介石背叛革命后，中央急需在武汉一带转移力量，做好武装起义准备。唐生明意识到风雨欲来，亲自护送陈赓前往武昌，送到周恩来秘密驻地门口，算是把这位“异姓兄弟”送到了真正可靠的组织面前。
临别时，周恩来对他的帮助颇为感动。唐生明当面表态：“以后不论有什么事，要人要枪，一句话。”
说这话时，他还没意识到，自己这句承诺很快就要兑现。
不久，周恩来筹划南昌起义，亲笔写信给唐生明，派陈赓去要武器弹药。唐生明立刻调拨了一批急需枪支，押往南昌。收到这批武器后，周恩来忍不住感叹：“唐生明够朋友，我们不会忘了他的。”
南昌起义后，一批重伤员无法随队南下广东，周恩来又请他设法营救。唐生明冒着巨大风险，把伤员悄悄转移到汉口，安置在医院治疗，躲过敌人搜捕。
同年秋，毛泽东在湘赣边界发动秋收起义，准备上井冈山开辟革命根据地。唐生明闻讯，再次出手，送去一批枪支弹药。更关键的是，他手下警卫团和特务营不少官兵，把枪送到之后，干脆留下不上山回来了，成了工农红军最早的一批战士。
这才有了1957年那一幕中，毛主席嘴里那句意味深长的问话：“你知道他是我什么人吗？”从表面看是客套，其实背后是一段从课堂到战场、跨越几十年的信任积累。
二、 “你很好，很能干”：潜伏汪伪，暗中折冲
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，唐生明的身份已经从“革命的朋友”，转变为“国民党军政体系里的中将”。这一变化看上去有些突然，但细细追溯脉络，却并不意外。
中原大战之后，蒋介石逐步统一名义上的全国政权，需要整合各路军阀势力。唐生智在这一过程中时起时落，而唐生明则以“能折冲、敢出面”见长，渐渐在南京中枢站住了脚。
1931年，他被任命为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，后又经蒋介石特批进入中央陆军大学深造，毕业后出任军委会中将参谋，算是“嫡系里的嫡系”。
全面抗战爆发，卢沟桥事变把全国卷入战火。唐生明被调任长沙警备副司令，不久升为代理司令。正是在长沙，他遇上了“焦土抗战”这件极不好办的事。
蒋介石为阻止长沙落入日军之手，批准湖南当局制定所谓“火烧长沙”的计划，准备在敌军逼近时一把火烧光全城房屋与物资，把“抗战到底”理解成“宁予焦土，不予敌人”。
唐生明对此非常犹豫。照令行事，等于把成百万市民推入火海；拒绝执行，又有抗命之嫌。他的折中办法，是把这道计划严密封存，能拖则拖，不轻易落实。遗憾的是，1938年蒋介石坚持要他与酆悌对调岗位，让他去湘西常德担任警备司令。唐生明刚调走，酆悌上任，就把这份计划拿出来执行，结果酿成骇人听闻的“长沙大火”，城市毁于一旦，民怨沸腾。
事后追责，酆悌等人被枪决。唐生明听闻，常常自嘲自己是“福将”——同样一份命令，若执行者换作他，恐怕也难逃一死。
到了1940年前后，抗战进入相持阶段，上海、南京等地汪伪政权逐渐成形。蒋介石需要在汪伪高层安插可靠人选，搜集情报、争取人心。他反复斟酌，最后想到了唐生明。原因很简单：出身黄埔、有相当军衔、与各派人物都打得火热，更重要的是，这个人有胆子、有分寸。
在戴笠安排下，唐生明被秘密带到重庆。蒋介石罕见地表现出几分“亲切”，一见面就说：“你很好，很能干。我决定让你去上海。这件事，只有你最合适。你是我的学生，要听我的话，有问题同戴笠商量。”
唐生明想提“和哥哥商量一下”，话刚说到一半，就被蒋介石打断。蒋介石表示，会亲自找唐生智说明情况，并准备与宋美龄合影一张，寄回湖南给唐家老母，以示“放心”。
这种强硬姿态，让唐生明明白，这已经不是商量，而是命令。他无可回避，只能点头。
几天后，蒋介石在家中设宴为他饯行。席间，蒋介石把一张他和宋美龄的合影递给唐生明，照片背后亲笔写着“唐老伯母惠存”。同时，又给了他一万法币“特别费”，并叮嘱“用钱不受限制”。戴笠则负责具体策划“叛逃”戏码，安排唐生明从重庆“出走”，进入沦陷区。
到了南京的第二天，汪精卫便派人下帖，请唐生明夫妇赴宴。汪精卫一见他就颇为兴奋，说：“你来了，很好。希望你们这些黄埔同学多来一点，将来可以建立我们自己的军队。”
他一方面摆老师架子，回忆早年在黄埔与唐氏兄弟的交情；一方面极力宣扬自己的“反共建国”主张：“一样是救国，只是方法不同。沦陷区也都是中国人，他们不要，我不能眼看着这些老百姓受苦。能从日本人手里接管过来，有什么不可以？”
唐生明第一次近距离听这种说辞，一时进退两难。不方便当面驳斥，也绝不能赞成，只能略点头，含糊以对。
汪精卫见没说动他，就转而谈职务安排，提出让他出任“军事委员会委员”。唐生明婉拒，只说愿先在上海休整。汪精卫也不好逼得太紧，当场打电话给周佛海，吩咐替他安排住房、车辆，还赠送了一辆新式轿车。
汪精卫观察一段时间，觉得唐生明没有暴露“可疑之处”，便让他进入汪伪清乡委员会，担任军务处处长。对外是“汉奸要员”，对内却是重庆方面重要线人。
在这一阶段，他做了两件事值得一提。
一是策反与分化。他利用过去的人脉，暗中接触周佛海等人，做瓦解工作。有人动摇，就顺势推一把，有人观望，就留个暗线。虽说未必立刻见效，却在战后审判、归向分化上，埋下伏笔。
二是传递关键情报。1944年，太平洋战场局势已开始向同盟国倾斜。一次宴席上，一名日军军官酒后吐露风声，说日本海军正在秘密集结舰队，打算再搞一次类似“珍珠港”的偷袭。这番话被唐生明牢记，当晚便通过渠道上报重庆。
当时的美国海军正在苦寻日本主力舰队行踪，却屡屡扑空。得到重庆方面转来的情报后，很快在马里亚纳海域对尚未集结完毕的日本舰队发动突然攻击，重创百余艘日舰。日本海军元气大伤，之后再无力组织同级规模的海战，太平洋战局由此更加明朗。
抗战胜利后，1946年，蒋介石在上海接见唐生明，开口还是那句熟悉的话：“你很好，很能干。”他详细询问潜伏期间的生活与风险，听完之后颇为满意，当场在纸上写下“发唐生明特别费200万元”，作为犒赏。
然而，伴随胜利而来的，是另一重隐忧。戴笠在1946年春因飞机失事身亡，此事在圈内引起诸多猜测：有人说是天气因素，有人怀疑是“知道太多”。在这种气氛下，唐生明自然也开始警觉——自己这段潜伏汪伪的经历，除了少数人知情之外，表面上仍是“在逃汉奸”。
当年为了掩护他潜入汪伪，唐生智曾以兄长身份在报纸刊登“通缉启事”，请求当局严缉唐生明，以示“断绝关系”。这则启事若被翻出，没人肯替他当证人，他就随时可能背上洗不清的罪名。
出于这种担心，他主动跑到国民政府相关部门，提出希望公开撤销对自己的“通缉令”。负责的官员们都很诧异，因为内部人人都知道他是蒋介石派出去的人。翻箱倒柜查档案，竟没找到正式的通缉卷宗，只有当年的那则报纸启事。
“还是怎么开始，就怎么结束吧。大家都是朋友，我背黑锅，你们也于心不忍。”唐生明只好半开玩笑地这样说。最后，只能以中央政府名义，再登一则启事，为他“澄清事实”，等于和这场危险的潜伏画上句号。
三、 “生明同志，你辛苦了”：暗线再接上，湖南和平解放
抗战结束没多久，国内局势迅速滑向全面内战。1948年年初，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召开“国大”，推选蒋介石为“总统”。唐生明被任命为总统府中将参军，看似位高权重，实则心知国民党大势已去。
这一时期，他已经在陈赓引导下，与中共方面重新接上线。负责具体接触的，是情报战线上的关键人物潘汉年。再加上大哥唐生智本身也在摇摆，他们兄弟二人一明一暗，在上海一带做了不少策动工作，为之后的和平起义埋下伏笔。
不过，两人之间最微妙的一次当面重逢，并不在上海，而是在湘西常德。
常德这地方，对唐生明来说并不陌生。抗战中期，他就是在这里当“土皇帝”，白天睡到日上三竿，起来吃馆子，下午打麻将，晚上不是牌局就是舞会，对警备司令部的务正事，几乎是能躲就躲。正所谓“偏僻角落，乐得清闲”。
也正因为如此，当某一天天还不亮，他突然穿好中将军服，带着卫兵亲自驱车赶往公路检查站时，手下一干人都觉得不对劲。检查站的军官立刻打电话给上级沈醉，请示是否发生重大变故。
等快到早上八点，一辆从长沙方向驶来的黑色轿车出现在公路上，缓缓靠近检查站。照例应该停车检查，但唐生明却抢先一步上前，站得笔直，朝车里恭恭敬敬敬了一个军礼，然后抬手示意岗哨抬杆放行。车内的人未下车、未领证，便大摇大摆开了过去。
唐生明随即跳上自己的车，紧紧跟上。
沈醉听到汇报，一头雾水，不知道是什么人物让唐生明如此慎重。下意识地，他立刻通知下一个检查站：凡有唐生明陪同的车辆，一律不准拦截，直接放行。
等两车行出一段距离，在一个相对隐蔽的地方停下时，谜底才揭晓。前车的后座车门打开，一位身着国民党军中将军服、戴着墨镜的中年人走下来，反手关门，然后径直上了唐生明的车。
这人摘下墨镜的一瞬间，唐生明眼圈就红了。那是一张在武汉、在秘密驻地、在多次生死关头都出现过的脸——周恩来。
唐生明脱口而出一句：“老师。”周恩来握住他的手，言简意赅：“生明同志，你辛苦了。”
按照安排，这次秘密会面只是短短一段路上的同行，却足以把多年断开的暗线扎牢。唐生明边开车，边低声说：“老师，您为国事操劳，这才叫辛苦。我在常德不敢正事，实在谈不上辛苦。”
等到两人分别时，周恩来留下了一份密电码，作为日后联络暗号。这一串密码，后来在湖南和平解放中起到了关键作用。
1949年春天，随着辽沈、淮海、平津三大战役相继落幕，国民党军主力基本丧失战斗力。中南战场上，如何尽量减少伤亡、促成和平接收，就成了一件十分现实的事情。
唐生明以经商为掩护，从上海返回湖南，住处二楼悄悄架起了一部电台，使用的正是11年前周恩来亲手交给他的密电码。他一方面联系陈明仁等湖南军政要员，做起义工作；一方面通过电台直接接受地下党的指示，做好配合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早在被调往常德当警备司令那几年，他就和夫人过着“半退场”的生活：日子看着荒唐，实际上给自己保留了一份“远离核心权力斗争”的空间。到了解放前夜，这份空间反而成为可以转身的余地。
随着谈判推进，唐生明在长沙等地奔走游说，排除不少障碍。最终，陈明仁等37名国民党高级将领在长沙宣布起义，湖南得以和平解放。作为和平谈判团成员之一，他在协议上签了字，被四野代表评价为“痛快的人”。
湖南解放后，他短暂担任第二十一兵团副司令。不久便以商人的身份前往香港活动，在“两航起义”前后，做了许多疏通、协调方面的工作，使一批重要航空技术人才和飞机相对顺利地回到新政权麾下。
1954年，唐生明回到北京，受聘为国务院参事，长期往返于港澳与内地之间，参与对外贸易试探和统战工作。从这时起，他的角色变得更加低调，出现在公开报道中的次数并不算多，却始终在一些敏感领域发挥作用。
1987年，唐生明病逝于北京，享年81岁。遗体告别仪式上，前来送行的有党和国家领导人，也有各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，共四百多人。对于一位出身国民党、长期以“民主人士”身份存在的人来说，这样的规模在当时并不多见。
两天后，《人民日报》刊载短评，对他的生平给予一句十分凝练的评价——“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”。简短六个字，把他从青年时代起一路走来的复杂轨迹，概括得相当准确。
回到1957年那个夏夜，怀仁堂里灯光柔和，戏台上锣鼓未歇。毛主席握住他的手，说“你不用介绍”，实际是在告诉旁人：眼前这位，既是旧日学生、旧交，又是在关键时刻几次送来枪支弹药、掩护伤员、策动起义的人。
而站在一旁的陈赓，大概也会想到，当年黄埔军校为那一艘汽船挨骂的日子，已经隔了几十年。那时谁也想不到，那个放浪不羁的小少爷，后来会在南昌、在汉口、在上海、在长沙正规配资门户炒股平台，以这样一种曲折的方式，被写进二十世纪中国的风云变局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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